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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常洵

我国封建社会，历朝历代对皇亲国戚的待遇都极为优厚。但明朝廷对宗室的物质供应，还是令人叹为观止。

明末,宗室藩王在祖宗家法的制约下，不能有丝毫的政治企图，在物质享受上更加变本加厉。兼并抢掠农民土地、残酷剥夺百姓, 穷奢极欲的生活, 激起了赤贫百姓的巨大愤恨。

以李自成、张献忠为首领的农民起义军怀着强烈 的 阶 级 仇恨,对这些敲骨吸髓的明宗室诸王进行了严厉打击。明藩王整支整支的被族灭。

首当其冲遭受重大打击的重要藩王，就是崇祯皇帝血缘上的亲叔父，被封在洛阳的明福王朱常洵。崇祯14年正月初二（公元1641年2月13日），李自成率领的起义军攻破洛阳, 捕获朱常洵,将其肉和鹿肉一起烧煮,置酒大会将士,号“福禄宴”。

福藩的覆灭，揭开了明藩王这支特殊的社会阶层整体覆亡的开端。

党派林立，国本之争，夺嫡梦碎

朱常洵,生于万历十四年(1586年),母郑贵妃。

郑贵妃（１５６５年—１６３０年），明神宗朱翊钧之皇贵妃。大兴（今北京大兴）人。明万历初入宫，是万历皇帝最宠爱的妃子。生皇三子朱常洵后，进封皇贵妃。 郑贵妃颇有几分姿色，并且聪明机警、通晓诗文，她天然地知道如何以自己的青春热情去填补皇帝精神上的寂寞。别的妃嫔对皇帝诚惶诚恐，表面百依百顺，心灵深处惧怕和警惕，而郑妃与众不同，天真烂漫般的敢于挑逗和调侃神宗，同时又能聆听神宗皇帝的倾诉，替他排忧解愁。在名分上她属于姬妾，但在精神上，她更像万历真正的伴侣。万历把她引为知己并且一生宠爱。郑氏不到三年就从淑嫔升为德妃，后再升为贵妃。

１５８６年，郑贵妃生下儿子朱常洵。万历大喜，爱屋及乌，非常有立常洵作太子的意思。在这种情况下,明末各朋党出于不同的政治需要,围绕立太子问题进行了长期的争议,弄得朝廷沸沸扬扬,乌烟瘴气。这就是明史上有名的“国本之争”。

事情是这样的：

１５７８年，万历皇帝的大婚。但对于１６岁的万历皇帝来说，这并不是一件很愉悦的大事。他完全是被动依从母后的愿望。太后年事已高，心中对抱孙子的企盼越发强烈。

万历皇帝对新婚的王皇后没有兴趣，对其他的妃嫔也毫无兴趣。在他生活占有重要地位的女人，那个真正给他带来精神抚慰、爱情甜蜜的郑氏，还要几年后才会出现，这时他感到的是空虚和烦闷。偶然一次起意，他临幸了母亲宫中的宫女王氏，对此他感到不大光彩，随着那片刻欢乐的过去而不愿再有任何回味，却不料春风一度，王氏却暗结珠胎了。

王氏身怀有孕，几个月后就因体型的变化被太后看出。老太后也是宫女出身，对同是宫女的王氏非常理解，更为自己有了抱孙子的机会而大为高兴。

某日，太后向万历问及此事，万历惊惧、矢口否认。太监取来《内起居注》比对，万历在事实面前窘迫无计。慈圣太后望着失魂落魄的儿子样，好言安慰：“吾老矣，犹未有孙。果男者宗社福也。母以子为贵，宁分差等耶！？”

不久，王恭妃果然不负众望生下一个男孩，这个男孩就是后来一生遭万历冷遇和歧视、命运坎坷的苦命、短命皇帝——明光宗朱常洛。

皇帝首次得子，自然是一件喜事。下诏全国减税免刑，派使节通知域外邦国……喜庆的表面却掩盖着一场悲剧。

根源是万历遇到了另一个女人，一个他终生都宠爱的女人。

１５８２年三月，一位乖巧玲珑的小家碧玉走入万历的世界，刚满１４岁进宫即被册封为淑嫔。她一经介入万历的圣后，年轻皇帝把万千粉黛置于脑后，更令人称奇的，是他和这名女子的热恋终生不渝，由此还造成了明末一次最为严重的政治危机，某种程度上成为导致大明帝国最终沉沦的重要因素之一。

神宗王皇后无子,王妃生长子朱常洛,次子朱常溆一岁时夭折。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规制,朱常洛即当立为皇太子, 但万历不喜宫女王氏，对这个长子也就很不得意，立太子之事自然无动于衷、不愿提及。当郑贵妃诞下三子 朱常洵，朝廷内外却很快都看出万历与郑贵妃感情极深，有欲立常洵的打算。

嫡长子继承制乃儒家思想的精髓，国家稳定的根本，废长立幼在封建社会是大忌，当群臣看出端倪后，深表忧虑，自此争言建储之事章奏累千数百,雪花般飞入宫中，指斥宫闱,门户之争由此大起。

户科给事中姜应麟首先发难，带头上疏为王妃喊冤。神宗览疏大怒,立即下令将他降为极边杂职。

吏部员外郎沈璟、刑部主事孙前赴后继，如法继言,也相并受罚。

后礼部尚书沈鲤请册立太子,晋封其母,不许,随即被罢官。

正直的大臣们都看不下去了，深深为不立皇太子而焦急。

百官之首首辅申时行，却在这件事情上虚以为蛇, 没有独立的见解，折中取巧，进一步造成了局势的恶化。

他先是与同僚并请建储,继之发现群臣章奏多指斥郑贵妃,从而惹神宗愤怒,于是策略性的调整立场，不日又凑请神宗下诏：“诸曹章奏只能谈本司职掌之事,并择其善者上达,不准不经选择直送皇帝。”

神宗对此当然甚悦,而众臣们则对申时行大为不满。

在群臣的压力下,万历十八年,申时行利用在毓德宫拜贺神宗之时,再奏请亟定建储大计。

神宗默然良久,无奈最后下诏:“朕不喜激将叨扰,近诸臣章奏之所以留中不下,是恶其离间朕父子;如果明年众臣不再为此事唠唠叨叨,当于后年举行册立皇太子仪式,否则等皇长子十五岁时再举行。”

申时行见万历已有让步，见好就收。同时劝诫众臣勿急躁。

但群臣显然等不了

万历十九年八月,工部主事张有德再上疏言请备册立皇太子仪物,神宗怒其违约冒犯,随令册立皇太子之事再推迟一年。

与此同时, 内阁有人谋划，上了相同内容的奏疏, 并将奏疏落款人第一个写为申时行。申时行得知有人在利用自己，急于撇清关系，慌忙秘言万历, 称自己根本不晓此事,望皇上宽容,勿因小臣们的奏疏妨碍册立太子大典的如期举行。

申时行密疏一事最终泄露, 众臣愤怒不已，斥其毫无担当，争劾其巧避首事之罪,说他阳附群臣之议请求册立皇太子,而阴缓其事以与宫闱相交。

申时行只能请求罢职。

申时行的离去，使群臣与神宗之间少了一个中间人，事情不仅未有丝毫好转，而是大大恶化了。

次辅王锡爵递任首辅后，为缓和局势，进了三王并封说。就是把皇长子常洛、皇三子常洵、

皇五子常浩一起封为藩王,到了他们年长,再择其善者立为太子。

这种办法更是立刻遭到大臣们的反对,旋即被取消。

御史钱一本看到神宗以张有德请备册立皇太子仪物,而复变更册立日期;申时行首鼠两端,不能匡救,终于忍无可忍，上《论相》、《建储》二疏言:“前者有旨不许诸司激将叨扰,这是陛下预设的机阱,目的无非是抵御天下言者,延宕太子册立之期。如果届期无一人言及,则佯为不知;有一人言及,则借口说‘此来激扰我也’,改迟一年。明年又一人言及,则又说‘此又来激扰我’,又改二三年,必使天下无一人敢言而后已。如此依违迁就,以全在席昵爱之私,而不顾国本从此动摇,天下从此危乱。臣以为陛下御人至巧,而为谋则甚拙也。此等伎俩不可以瞒匹夫匹妇,又岂得欺天下万世耶!”

钱一本的奏疏非常直白，将事情的严重性说得明明白白。对神宗产生了触动。但也使神宗恼怒不已，一方面将钱削职为民，令一方面，也在其他群臣的连章抗争下,最终扛不住压力，不得已于万历二十九年立长子常洛为太子,而封常洵为福王。

传闻神宗最终立常洛为太子，是因为有一件事触动了他。

据文秉的《先拨志始》一书说,。某日神宗病得昏迷过去了,在昏迷中,觉得自己枕在恭妃王氏的手臂上,及至醒来,见恭妃面带凄容,泪还没有干,而郑贵妃,则不知跑到哪里去了。这时候,神宗才幡然醒悟, 产生了立常洛之心。

其实,这不过是自我寻找安慰的借口罢了。神宗最终定了常洛太子之位，是在百般无奈之下，对现实压力的一种屈服。

但郑贵妃一直不死心，谋划东宫废立，在她的幕后不断策动下,宫廷内外围绕太子的地位之争反到更趋激烈,国本之争一直持续。

在万历二十六年就有《忧危议》出现，意在辩解说明郑贵妃如立己子,并不有违传统,为郑贵妃立常洵大造舆论。

万历三十一年又有《续忧危竑议》“妖书”出现，旁证左引论证神宗立常洛为不得已,他日必易。

“妖书”频出,人心煌煌。为彻查“妖书”来源, 最终株连甚广。后来查到刊刻“妖书”的人为顺天生员皦生光,旋即被凌迟处死

万历四十三年，事情终于发展到最高潮，“梃击案”发生了。

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四日下午,有名为张差的男子,手持枣木棍,突然闯进太子住的慈庆宫,意图谋害常洛。当即被捉拿。

事关重大，朝廷上下议论纷纷。最后由东林党人、提牢主事王之宋担任主审严查。

通过拷问，显现出此事与郑贵妃和福王有牵连，一时间舆情大哗。

神宗倍感压力，为保郑贵妃，避免事态扩大, 他打破多年不临朝的习惯，大会群臣，抚慰太子,。最终太子表态，以张差疯癫为由处决之,含含糊糊的了结了此案。

围绕着争国本所进行的一连串的宫 廷 内 外 斗争,令明王朝后期门户之祸剧长,党派林立,政治腐败，危机四伏。

贪求无厌,欲壑难填

因郑贵妃所生, 爱母及子，神宗极度极为宠爱朱常洵。

进封福王后不久,很快即为朱常洵安排了婚事，神宗亲自参与筹划，举办了盛大的婚礼,

说不尽的豪华、道不尽的排场。洞房内锦绣珠玉琳琅满目,宴席上美味佳肴重重叠叠,戏台上丝竹管弦之声多日不绝,总共化去白银三十万两，远超普通皇子。

为了满足朱常洵之国后的幸福生活，神宗又将他封在富足的河南洛阳，并在洛阳为其营建了规模宏大、建筑精巧、装饰华丽的王府,又化去白银二十八万两,比一般亲王所用数额多出十倍不止。

朱常洵的各种巨额需求最终令户部钱库捉襟见肘。万历不惜下了血本，把自己派往全国各地的矿监税使历年进奉的大量金银及明珠、异宝、文毳、锦绮等支助给朱常洵, 致使内廷蓄积为之一空。这对以守财奴著称的万历来说，简直堪称奇闻。

明祖制规定，诸王成年后须即就藩之国,不得再在京师滞留。福王常洵完婚后, 朝廷大臣请福王就藩的奏 疏 连 接 不断,但神宗皆置之不理。神宗愈不理睬,众臣愈急，若福王继续留在京师,不仅违背祖制,并将对太子常洛将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。

为此，上奏疏的越来越多。

眼看舆情汹汹，朱常洵和其母郑贵妃也感到了压力，为拖延就藩时间，又想办法不断找借口。

首先其请求神宗下旨, 赐福王庄田四万顷,庄田 及额后即就藩。

这是赤裸裸的讹诈!明朝初年土地空旷,分封藩王二十四个,每王赐田不过几千顷,明中叶后,土地兼并剧烈,宗室、外戚、地方豪强的层层盘剥下,国有土地早被侵占无余,农民的私有土地基本被剥夺殆尽,地处中原的河南尤其如此。在河南为福王筹措庄田四万顷,势比登天还难。

面对此种要求，大臣们从历史、现实和将来三方面述明理由，上疏抗争。

从历史上说,赐藩王庄田四万顷,本朝无例可循;

从现实来说,筹措四万顷土地,除非把河南人民斩尽杀绝,否则断无可能;

从将来来说,如果宗室诸王各引福王事例,请求赐土,那么全国之土地,也难足供诸藩分割。

众臣的齐声抗议,终令神宗感觉到了事情严重,下诏将福王的庄田减去一半,如河南凑不足数,以山东、湖广土地补足。庄田问题算勉强解决。

至此，朱常洵理应去河南之国,然而神宗和郑贵妃仍不想让常洵离京。以祝李太后(神宗生母)明年生日为名,请让常洵再推迟一年就藩。最后老太后实在看不下去，出面训斥，迫不得已,神宗才于万历四十二年,正式下令命常洵就藩。

朱常洵离京之日,临行出宫门,即被神宗召还数次,依依不舍，神宗紧紧握住常洵的双手,殷殷叮嘱,要求三年回京一趟。一时间父慈子孝，场景感人。可惜其一家温馨，天下千百万黎民百姓却在受苦。

去河南就藩的路上，随从的王府属宫、太监、卫队、物资车辆相望于道,数十里不绝,排场巨大，风光无俩!

到洛阳后, 朱常洵所有请求,万历一概皆准。二万顷庄田除外,原大学士张居正的田产（已被朝廷没收）,以及江都(今江苏扬州市)至太平(今安徽当涂)沿江南北千余里的杂税、四川的盐税茶税等统统划拨到他的名下。神宗又不惜违制，诏命特许福王府自行遣官吏在封地内督租征课(按:明祖制,藩王封地内的租赋由朝廷派官统一征收)。

一时间，福王府内的属官、太监以履亩督租为名,乘驿传出入河南北、齐、楚间,渔肉官民,捕杀庄佃,所至骚然，老百姓怨声载道。

户部尚书李汝华实在看不下去，上疏请遵祖制,让福王尽撤督租征课之使者,以缓和宗室与民的矛盾。山东右参政姜志礼也上疏抗争,认为如此下去,误国害民,局势将不可收拾,言词戆直。

对此，神宗概不理睬。神宗的纵容,令福王府的属官更加气焰熏天,狼贪虎噬,王府辖下的人民受到敲骨吸髓的剥削，处在水深火热之中。

如此情况，朱常洵依然贪得无厌，欲壑难填, 继之又奏请 得了淮 盐一千 三 百引,在洛阳设店卖盐牟取暴利(按:食盐原为政府专卖)。王府太监到淮、扬盐场敲榨勒索,实际支取的食盐比原额多出数倍。为垄断河南贩盐的利益,朱常洵更是命令非王府食盐不得出售。

河南原食河东盐,朱常洵强迫改食王府的淮盐,河东盐就此卖不出去,而河东盐的收益流失，造成了边防军饷的紧张(按:明时实行“开中法”,商人运一定数量的粮食及其他物资到边地,就可得到政府的允许,运销一定数量的食盐)。

朝廷大臣们多次请求改给福王府的食盐于河东,勿拿此盐与商民争利,以减少河东盐的积压和缓和边饷的紧张,神宗还是不予理睬。

万历中期后,神宗皇帝愈发淫乐无度,久居深宫,不理朝政,对朱常洵的特别优待,优厚的待遇,令当时的奸邪罪犯闻风而至, 献媚贿赂福王府上下,社会风气败坏至极。

淫荡无度,死有余辜

朱常洵所爱好之事有三:饮醇酒、玩美女、听倡乐。生活极度腐化,他用收刮来的民脂民膏,竭尽享乐之能事。整日只是闭门饮酒,抢掠民间美女,悠闲自得地听宫女们的弹唱,而对河南地区因旱灾蝗灾,赤地千里,父食子、夫食妻的惨象则充耳不闻。

天启七年(1627年),陕北澄县饥民在白水人王二率领下,冲进县城、杀知县,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揭开了。

崇祯帝即位后,大起义的风暴越发猛烈，很快就席卷陕北和陕中。不久,斗争的烈火迅速蔓延到甘肃、山西。饥寒交迫、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河南饥民也纷纷相应，举起义旗,小者数十百千人,大者数万人。与此同时,因军饷不足、军官克扣而枵腹从公的政府军途经洛阳,看到富丽堂皇、藏金百万、醉生梦死的王府, 十分不满。

其时原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正在洛阳家居，他预感到大事不好，十分恐惧。崇祯十二年(1639年)冬拜见朱常洵，对福王晓以利害,百般相劝，请他散财济贫助饷, 以便缓和矛盾,稳定军心,激励士气,但朱常洵对此深觉厌烦，言辞拒绝，继续过他的醉生梦死。

崇祯十三年冬,李自成乘明军主力入四川追击张献忠、河南空虚之机,再次发展壮大。同年，他率部陷永宁(今河南洛宁县)、宜阳(今属河南)。河南各地饥民从者众, 声势大振。针对河南土地高度集中、赋役繁重、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, 李自成起义军提出“均田免粮”的口号,河南广大人民如遇救星，一时间从者百万。这时，明政府和福王府终于感到了问题的严重，惶惶不安起来。

李自成的大军

崇祯十四年正月,明政府令参政王胤昌率部对洛阳严加警备。与此同时,派总兵官王绍禹,副将刘见义、罗泰率部进入洛阳防范。

此时的福王朱常洵，一改往日目中无人、不可一势的架势,屈尊召三将入王府,赐宴加礼赏赐，大加笼络,妄想借三将之力苟延残喘。

但很快,李自成率部抵达洛阳,发起攻城。在农民军的强大攻势下,洛阳城摇摇欲坠。

朱常洵这时不得不忍痛拿出金银招募顽命之徒,结成敢死队,手执长矛,缒城而出击,突袭农民军兵营,农民军被迫稍退。

然而,明朝已经尽失人心, 现时即使福王倾其所有,也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了。农民军暂时稍退，很快卷土重来。正月二十六日夜半时分,总兵王绍禹的亲兵哗变，杀守城明军,烧城楼,打开洛阳北门迎接农民军。

见大势已去,养尊处优、脑满肠肥的朱常洵惊恐万状，狼狈不堪地缒城而出,仓皇进了距城不远的迎恩寺。

农民军占领洛阳后,将福王府及洛阳巨室所搜刮的民脂民膏 -- 米数万石、金钱数千万两,全部开仓赈济饥民。

朱常洵虽然暂时逃脱, 但长期的养尊处优，成了巨胖，身笨不能远行。农民军很快就寻踪追到了迎恩寺,将其捕获。

享了一辈子福的福王最终没能对得起自己的称号，终于要为自己一辈子的享的福返本付息了。李自成农民军将他洗剥干净，剔除毛发与鹿放入一个大锅中煮沸，不久他就变成了的农民军的下酒菜, 可悲可叹可恨，真咎由自取。

捕获朱常洵

洛阳城被攻破股票股票配资吗,福王被杀死,表现出了农民军对明朝统治者的切齿痛恨,预示着明王朝末日的即将到来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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